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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经验启示民主改革在西藏政治发展进程

  1. 添加时间:2019-04-02 02:30
  2. 作者:admin

  西藏民主改革是在全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在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日益巩固的前提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框架下,依靠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和西藏地方上层进步势力,在彻底平叛西藏反革命势力、反民主改革分子发动的全面叛乱过程中,边平叛边改革,彻底推翻了旧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制制度,彻底改变了旧西藏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农奴及奴隶没有最基本人权保障的悲惨状况,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治统一以及人民群众获得的广泛而真实的政治权利。

  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政治现代化的起点,它开启了西藏政治发展由传统专制保守到现代民主法治的历史性变革,为西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系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

  综合西藏地方政治发展历程,清朝末期特别是在清末新政影响下,西藏政治出现现代化端倪,但由于清廷统治衰微、政治腐败,西藏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发展起来。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只能勉强维持对藏治权,西藏地方政治实权仍然掌握在寺院集团、新兴军人集团和噶厦政权手中,政治专制而保守。总之,在旧中国,西藏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专制制度,政治腐败昏聩,广大农奴和奴隶没有丝毫权利可言。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完成了近代以来反帝反侵略的任务,重回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但囿于西藏社会经济历史条件限制,中国坚持团结西藏地方上层、主张和平协商、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和西藏上层领导者改革意愿的策略,并未立即彻底推翻西藏旧有政治统治制度。因此,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传统政治势力依然占据主导社会的地位。

  1959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先后做出《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细则》《关于西藏地区土地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大决议部署,把百万农奴和奴隶从封建农奴制度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获得现代意义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公民权利。同时,西藏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推翻,确立起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广大农奴和奴隶烧掉地契、债务契约,分得土地和房屋,纷纷组织成立农民协会筹委会,成为国家、西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改变了前现代政治体制,确立起现代政治体制。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成立。自此,西藏在遵守国家政治统一这一根本原则下,开始自主管理本民族地区内部事务,充分享有自治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此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西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民主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参与社会民主政治的热情得到充分释放,社会公平正义程度显著提高。而这一切都要溯源于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为西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系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

  西藏通过民主改革逐步确立起现代政治秩序,这一饱含人权、民主、政治统一、政治发展思想的现代政治秩序对西藏政治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翻开西藏人权事业新篇章。在旧西藏,由三大领主构成的农奴主阶层几乎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并且基本垄断了西藏地方政治权力。西藏民主改革后,延续几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推翻,百万农奴和奴隶站起来,这是中国人权史乃至国际禁奴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1960年底,西藏区级政权、乡级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建立起来,为西藏地方人民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1961年,西藏各地实行普选,西藏人民第一次享有了基本公民权利。总之,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启迪了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奴、奴隶的政治觉悟,使其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萌生,西藏的人权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二)正式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西藏民主改革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消灭了长期压迫西藏人民的噶厦政权及其所属军队、法庭、监狱等暴力系统,筹建起民主法治的自治区筹委会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废除封建农奴土地所有制,将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广大农奴和奴隶,解除农奴和奴隶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取消寺庙在政治、经济上的一切封建特权,消除宗教对人民群众的人身禁锢、财产盘剥和政治压迫,还原宗教本来面目,实行政教分离和政治统一。总之,西藏民主改革具有民主主义性质,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更加彰显了民主改革后西藏政治发展的现代性及后发优势。

  (三)为西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西藏民主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变革客体涵盖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它深刻影响了西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使西藏实现了从封建农奴专制社会发展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在民主改革的浪潮中,中国团结带领西藏广大干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切实赋予西藏人民群众基本的政治权利,提高西藏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奠定西藏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

  (四)团结培养大批藏族优秀干部,确保西藏地区政治稳定。在西藏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对哪些是可以依靠的“朋友”、哪些是坚决肃清的“敌人”、哪些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基于此,我们党在西藏工作实践中甄别选拔出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热爱中国、热衷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事业的藏族干部,这些干部为西藏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确保西藏地区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

  西藏民主改革作为西藏历史上最为深刻、最为成功的一场社会性变革,其本身蕴含着许多价值立场、工作方法和重要原则,把握这些成功经验对于西藏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西藏工作的最大政治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的领导。正因为中国依据西藏地区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民主改革措施,最大限度争取团结了西藏地方上层势力,最大程度降低了民主改革阻力,才有力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工作顺利实现。西藏民主改革表明,中国是在西藏历史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决策者,是推翻旧西藏腐朽没落社会制度,为西藏人民迎来彻底解放和光辉前景的唯一领导力量。只有坚持中国领导,西藏各族人民才能求得解放,西藏地区才能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

  (二)筑牢统一战线是西藏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石。在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坚持以团结西藏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争取部分西藏地方上层势力为关键,以反分裂反渗透为重点,以突出捍卫国家主权、夯实人民民主政权为时代使命的西藏统一战线,尽最大程度团结教育和改造了部分西藏地方上层势力,集中精力把民主改革搞彻底,向西藏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为西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西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藏有机统一起来。1959年4月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确认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授权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这表明早在民主改革时期,中国就已经非常注重法治思维在西藏工作中的运用了。2015年8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更加强调了依法治藏的重要性,为西藏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在整个西藏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西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稳步推进与灵活运用是西藏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策略。在民主改革以前,中央政府对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寺院的收入均未做变更,给予西藏上层分子充分的信任和耐心。1956年,党中央指出西藏民主改革的条件还并不成熟,要做到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的心理准备,逐渐确立“六年不改”的方针,至于1962年以后什么时间实行改革,仍要以西藏地方实际情况为准,由西藏民族领袖、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由此可见,中国深刻认识到西藏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民主改革工作筹备过程中,始终坚持“慎重稳进”方针,有计划地、逐步地创造条件进行改革。这为后来西藏民主政治发展积累了有益经验。

  赎买政策是西藏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灵活把握西藏工作的重要体现。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赎买政策的革命理论。同时,在深刻认识到“西藏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藏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西藏上层阶级中存在的部分具有反帝爱国意识、真心实意拥护党的领导、热心于西藏进步发展和民族团结事业的积极力量等西藏实际基础上,为了稳定边疆和西藏地区局势,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采取与我国内地民主改革不同的西藏民主改革赎买策略。这种将资产阶级与农奴主阶级、国内其他地区与西藏地区区别对待、灵活运用的改革方针,确保了民主改革工作的顺利有序实现,也为最终确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新西藏铺平了道路。